三则短文，皆选自袁枚《随园诗话》，其中《英雄未遇时》通过具体的例子展现了古代英雄人物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态变化，同时也反映了诗作风格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联。文中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理解，也为现代读者提供了关于个人成长与社会角色转换的深刻启示。
《性情与格律》反应了袁枚对于诗歌创作中情感表达与形式规范之间关系的深刻见解。他强调了情感的真实性与独特性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鼓励创作者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追求更加自由和真实的艺术表达。
最后一则，于敏中的对联反映了一个历经沧桑但仍保有感恩之心的人生态度；而鄂尔泰的对联则展示了一个心中装有百姓疾苦的士大夫形象。
01英雄未遇时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译文：古代英雄在未得到赏识和重用之前，大都未曾立下远大的志向，不只是邓禹希望成为郡文学，马武期望做一个督邮。晋文公重耳因为有妻子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光武帝刘秀在贫困时，与李通因拖欠租税之事向严尤提起诉讼。严尤感到奇怪并注视着他。刘秀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是否也注视了你？” 他的言外之意是，被严尤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关注是一种荣耀。
韩蕲王（即韩世忠）在做小士兵的时候，相士预言他将来会被封王。韩世忠听后大怒，认为这是在侮辱自己，于是挥拳攻击了相士。这些都是普通人的眼光。鄂西林相公（即鄂尔泰）在《辛丑元日》诗中写道：“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他又在《咏怀》中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这些诗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当他成为七省经略时，在《在金中丞席上》写道：“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 他在《登甲秀楼》绝句中写道：“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 他居然以诸葛亮自比，这与他未得志时的情景完全不同。
张桐城相公（即张英）从翰林做到首相，他的诗始终保持着一种风格。他最清新美妙的诗句有：“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写道：“谁怜悯七十岁的老翁，在满天星斗下骑马踏冰。”《和皇上〈风筝〉》写道：“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寓意深远。
点评：作者袁枚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早期经历的描述，表达了他们在未得志时的平凡心态，与后来功成名就后的不同气象形成鲜明对比。
文中提到的邓禹、马武、晋文公重耳、光武帝刘秀以及韩世忠等人，在他们成为历史名人之前，都有着普通人的平凡心态。他们并没有展现出非凡的志向或是远大的抱负，这与他们后来成为国家栋梁形成了鲜明对比。
每个人的成功都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邓禹和马武的例子显示了即便在最初阶段，他们也渴望获得某种形式的认可或职位，这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种期盼。而晋文公和光武帝的例子则更多地展示了个人在逆境中的坚持和机遇的重要性。
当这些人经历了转折点之后，他们的诗作开始展现出不同的气象。鄂西林相公的诗句从早期的消极悲观转变为后来的积极进取，这反映了个人成长与社会地位变化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比鄂西林相公和张桐城相公的诗作，可以看出前者经历了从无志向到有抱负的转变，而后者则始终保持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无论地位如何变化，其诗作始终如一。
02性情与格律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译文：杨诚斋说：“从古至今，那些天资较为愚钝的人，喜欢谈论诗歌的格调，但却不明白其中的风趣。为什么呢？因为格调就像是一个空架子，只要有腔有调就可以轻易描绘出来；而风趣则是专门描写人的性灵，不是天才的话是无法做到的。”我非常赞同他的话。
要知道，有了性情自然就会有格律；格律并不是存在于性情之外的。《诗经》中的很多篇章，都是劳动人民和思妇们直率地表达情感之作；谁为它们制定了格律，谁又为它们制定了法则呢？现在那些谈论格调的人，能够超出这个范围吗？
况且，皋陶和大禹时代的歌谣，与《诗经》中的篇章是不同的；《国风》的风格，也不同于《雅》和《颂》：格调难道是固定不变的吗？许浑说过：“吟诗就如同修炼成仙骨，如果骨子里没有诗的话，就不应该随便吟诵。”由此可见，诗歌的价值在于其内在的风骨，而不在于外在的格调。
点评：袁枚通过引用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诚斋）的观点，阐述了他对诗歌创作中“格调”与“风趣”之间关系的理解。
杨诚斋指出，那些天赋较低的人往往喜欢讨论诗歌的格调，但却难以理解其中的风趣。他认为，格调就像是一种表面的形式，可以通过模仿和练习轻易掌握；而风趣则涉及对人性灵的捕捉与表达，这需要的是天赋和灵感。
接着，袁枚进一步阐述了性情与格律之间的关系，指出性情是格律的基础，没有性情就没有格律。这意味着真正的艺术创作应当源自创作者的真实情感和内心世界，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完美。
通过提到《诗经》中的篇章，袁枚强调了古代诗歌并非刻意遵循某种固定模式，而是自然而然地表达了人们的真情实感。这种观点挑战了当时某些人对于诗歌创作中过分强调形式和格律的做法，主张回归诗歌的本质——表达真挚的情感。
最后，袁枚引用了许浑的诗句，强调了诗歌创作中“骨”的重要性，即内在的精神和情感，而非外在的形式。他通过许浑的话进一步说明，真正的诗歌创作不应该被僵化的格调所束缚，而是要体现出创作者独特的风格和个性。
03对联
于耐圃相公，构蔬香阁，种菜数畦，题一联云：“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对联云：“此味易知，但须绿野秋来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两人都用真西山语；而胸襟气象，却迥不侔。
译文：于耐圃相公（即于敏中）建造了一座名为“蔬香阁”的小楼，并在里面种植了几块菜地，他为此题写了一副对联：“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即鄂尔泰）也有一个菜园，并且他也为自己的菜园题写了对联：“此味易知，但须绿野秋来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
两人所用的词语都源于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真西山）的语录，然而，他们所展现的胸襟和气度却截然不同。
点评：袁枚借此对比了两位清朝官员——于敏中与鄂尔泰——的生活态度和思想境界。
于敏中的对联：“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表达了他对于过去艰辛生活的回忆和对现在安逸生活的珍惜。 “咬其根”可能指的是过去吃苦的日子，而“今日正宜知此味”则表示现在享受着种植蔬菜的乐趣和品味生活的机会。这表明了于敏中对于生活的感恩之情，同时也透露出他对过往艰难岁月的反思。
鄂尔泰的对联：“此味易知，但须绿野秋来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则展示了他的另一种情怀。 “此味易知”表明耕种的快乐是显而易见的，但“但须绿野秋来种”则暗示了只有真正付出劳动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份简单中的不简单。后半句“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则表达了对自己未能更好地服务百姓的歉疚之情，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两者虽然都引用了真德秀的语录，但是其内涵和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于敏中的对联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感慨与自我反思，而鄂尔泰的对联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民众疾苦的关怀。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到，尽管他们都使用了同样的引语，但是“胸襟气象，却迥不侔”。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尽管两人使用了相同的典故，但他们各自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气质却截然不同。
